01 生于乱世
东晋末年，时局动荡，形势瞬息万变， 门阀盛行，皇权和世家关系紧张。在这样的时代里，我出生在浔阳柴桑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中。曾祖父陶侃多次为东晋平定叛乱，位高权重；外祖父孟嘉是温文尔雅、洒脱自在的晋代名士。幼时的我怀着对他们的孺慕之情，饱读诗书，心中既深植了儒家忠君爱国的抱负，也抱持道家超凡脱俗的逸志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八岁时我的父亲陶逸离世。还来不及消化丧父的悲痛，家道便开始显现中落的迹象。尽管身为名将之后，日渐式微的门第与王谢桓庾等名门望族不可同日而语。成长于这般环境中，我心中充满了对前路的思索与改变现状的决心。二十九岁那年，我胸怀“大济于苍生”的远大志向一脚踏进了官场。
展开剩余81%02历宠辱而后知进退
或是仰仗家族昔日的声望，我得以出任江州祭酒。可乱世之中的官场，纵有一腔抱负也常无处施展。官场的拘束与虚伪令我深感不适，不久便因“不堪吏职”而主动辞官，回到了田园。
徜徉于山水之间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农耕生活的淳朴意趣。与家人相伴，自给自足，虽清贫却自在。 数年的闲适促使我不断反思初次入仕的教训。不久，一个机会再次出现：权臣桓玄邀请我成为他的幕僚。常言道：“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。”一次失败没有打消我的锐气，我仍暗暗期待他或许就是那个在乱世中愿意重用我的明主。
在我四十岁为母丁忧的三年间（公元401-404年），外界的政治局势已天翻地覆。 桓玄和他父亲一样暗藏野心，攫取权力后竟带兵逼宫造反，讽刺的是又因荒淫暴政被刘裕迅速推翻。丁忧期满，正值新主刘裕上位，广纳人才。 我已至不惑之年，对朝堂的明争暗斗渐渐心力交瘁，建功立业的志向与隐逸的追求在我心中激烈交战。最终，那份不甘人后的心志占了上风，我决定应召第三次出仕。
03 复归于自然智赢策略
然而此次出仕，并非我所愿。夹处刘裕和刘敬宣间的勾心斗角使我身心俱疲。三入三出的仕途经历抹去眼上的雾霭，我终于看清了乱世中济世安民的理想难取其全。我真正所愿也唯有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躬耕于田亩间。
在彭泽令任上，当县吏提醒我应整肃衣冠去拜见前来视察的督邮时，我抚膺长叹：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！”说罢解印辞官，自此重归田园，飞鸟相伴，把酒言欢。
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此后我彻底归隐田园，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期间不出意料地遇到了众多阻碍，不仅是身体的劳累，还有时遇灾年、豆苗稀疏的窘境。但我的心灵，却在这朴实的自然山水中找到了久违的宁静与自由。注视着向昏暗黄昏飞回的归鸟，远望村中升起的袅袅炊烟，我仿佛重新看见了前半生的自己：那个胸怀壮志步入官场的青年，那个远望妻子操持家务、同甘共苦而心怀感激的丈夫，那个渴望遇见明主却屡屡受挫、最终心灰意冷的士人……这些过往的记忆追随着逸散的炊烟缓缓流动，令我豁然开朗。幽径的尽头，蓦然现出一片广阔的天地。我彻底明白了选择田园的理由，而繁复聒噪的世俗，已再也不能拖累我分毫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
晚年，我贫病交加。江州刺史檀道济闻名而来，携以梁肉，劝我出仕。我心如明镜，不为所动。
元嘉四年（公元427年），我于浔阳安然离世。 友人感怀我的志节，私谥我为“靖节”，后世遂称我为“陶靖节”。
04结语
陶渊明的田园诗成就与隐逸思想，往往是我们理解他时最直接的印象。《桃花源记》中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”的理想之境，《饮酒·其五》中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自得，至今仍被我们传颂欣赏。同时，作为东晋时期的代表人物，他身上也鲜明地体现出“出世”与“入世”的矛盾。东晋动荡的局势，让许多想有作为的有识之士壮志难酬。个人力量在时代巨轮前常显渺小，陶渊明亦是其中之一。
但可贵之处在于，他未被现实彻底裹挟。即使生不逢时，他仍执着地在乱世中追寻个人心灵的自由。他的选择，看似是退避，但并非消极的逃避，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来坚守自己宝贵的信念。正所谓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真正的隐逸在于心境的超然。倘若心无樊笼，这世间便无能困住你的枷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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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名：《晋书•陶潜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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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唐初房玄龄等二十一位大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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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理由：《晋书》作者众多，共二十一人，且都留下姓名，在历代皇朝修史中较为罕见。且它首创“载记”体例并将其作为全书三十卷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专门记述匈奴、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的“十六国”史事，丰富了史书体裁。相较于唐之前仅记西晋或兼记两晋却缺十六国史的晋史，《晋书》涵盖两晋与十六国史事，内容详尽。纪传中收录大量诏令、奏疏等原始文献，《舆服志》《礼志》等还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的礼仪服饰风气，且编撰时参考数十种晋史版本，史料全面性与可信度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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